书法突变现象研究

 从甲骨文字时期发端的中国书法史，至今已有3600多年。纵观这漫长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它的发展过程是很不平衡的，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个过程是平稳而舒缓的，而在历史发展的某些关捩点上，书法史的发展便会产生突变。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书风丕变，巨匠蜂起，名迹迭出，在书法史上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突变期：东汉末年

     中国书法艺术经过长达1500多年的漫长积累，到公元2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飞跃式发展的时期。从目前发现的数百块分书碑刻来看，80%以上刊刻于这个时期。其中最著名的碑刻40余种，全部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其刊立时间，前后跨度不过40年。即是说，分书这种书体，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猛发展，达到极致，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另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现象。西汉东汉前后历时400年，在前340多年里，史载善书的书家不足50人，而在最后的50多年（加三国时期的40余年，也只有90多年）中，以善书著名者多达百人，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家巨匠几乎全部出在这个时期，如张芝、蔡邕、刘德升、师宜官、王次仲、崔瑗（稍早）、钟繇、卫觊、胡昭、韦诞、邯郸淳、梁鹄、卫瓘等。在这段时间里，分书臻于成熟，楷书、行书、草书同时发端并达到第一个高潮。其影响所及，形成以蔡邕、钟繇为代表，以中原书法为特征的北派书风；同时，由张芝发端，经由卫觊、卫瓘等卫氏一门使书风由苍浑走向清丽，并对东晋江南士人的书风形成构成直接影响，最终导致古质书风逐渐变为今妍书风。自东汉末年开始的这一次书风突变，是迄今为止书法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其原因主要是它积蓄了自文字产生以来1000多年的势能。

第二次突变期：东晋前期

第一次突变期过后不足百年，中国书法即开始进入第二次突变期，具体时间约为公元4世纪前80年。这一时期，今妍风格的行草书空前发展，形成以舒放妍妙为特征的江左风流，乃至成为后世笼罩书坛千余年之久的文人书的鼻祖。

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唐代窦臮兄弟在所著《述书赋》中概括为“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

促成这一时期书风突变的主要因素有四个：一是思想政治背景的改变。魏晋以来，时代剧变，世风陵替，儒学的统治地位遭遇空前挑战，老庄玄学大兴，士人轻名利、重玄思、求个性、尚清淡，雅逸恬淡，放荡不羁，从而在艺术上达到挣脱羁绊，解衣般礴的境界。二是中原北派书法资源的传承。如史传蔡氏书法通过卫氏传授给王氏；王导带钟繇三表过江南渡，从而使钟、卫书法成为王门家学。而且东晋四家祖籍均为北方，其中王、郗二家为山东，庾、谢二家为河南，家学渊源，承传有序，第一次突变期的书法资源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利用。三是书风由古质变为今妍，卫氏一门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卫氏一门的始祖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直接授法王羲之的女书家卫铄，其书风更是“婉然芳树，穆若清风”，这对王羲之书风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突变期的核心成果是书风由古质变为今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而王羲之早期书风的主要来源是卫氏一门书。四是王羲之的广采博收。王羲之曾自述其北游而博采诸家的过程。

第二次突变并不限于对文字本身的装饰，而且把书写活动与人的精神怀抱、道德理想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和书学。

第三次突变期：北宋末年

书法史上第三次突变发生在11世纪后半期的北宋末年，其上限为1050～1060年，下限约为1125年，约60年左右。其主要特点是二王精神的张扬和尚意书风的崛起。

书法经过前两次突变，各种书体均已完备，今妍书风的地位得到了确立。隋唐时期，是对书法技法系统的进一步完善，而且在此过程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是北方楷书系统，而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抒情尚韵的书法精神并未得到充分的弘扬，从而积聚了一定的势能。其表现就是尚意书风的异军突起，它以一种个性化特点更加鲜明的形式演绎了二王书法抒情尚韵的精神。

第三次突变期的核心人物是苏轼（1036～1101年）。为此次书法突变做出贡献的书家大体上生活在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叶。如欧阳修（1007～1072年）、黄庭坚（1045～1105年）、蔡京（1047～1126年）、米芾（1051～1107年）、蔡襄（1012～1067年）、蔡卞（1058～1117年）、赵佶（1082～1135年）等。其中以苏轼书法进入鼎盛期为起点，到赵佶逊位为止。在这短短五六十年的时间内，苏、黄、米、蔡、赵、薛（绍彭）诸家把率情任性的个性化书写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苏黄等人对二王精神的弘扬，毋宁说是继承传统的方法和路径的拓展。

第三次突变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所弘扬的二王书法精神笼盖了宋元明清四朝700余年的历史，苏、黄、米、赵诸人的个性化书风至今仍然给书坛以广泛的影响。

第四次突变期：明末清初

第四次突变有五位代表人物：王铎（1592～1652年）、黄道周（1585～1646年）、傅山（1603～1684年）、倪元璐（1593～1644年）、张瑞图（? ～1644年）。他们的书法活动均在17世纪前半叶，其上限约1610～1620年，下限到傅山去世。这批书家以迥异于传统书法的思维，立志追求一种粗犷率真、荒冷滞重的意味，以此去打破人们习见的轻滑软媚，平衡均等。在方法上他们拓宽取法路径，不仅以二王阁帖而且从篆隶和民间书法中寻找表现元素。其书法中的方折、尖利、扭结、跳荡、率意、枯涩随处可见，从而拓展了书法的表现手法和审美领域。

这次变革期虽然规模和影响较小，然而和以前不太相同的是，它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傅山提出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可以看作是这次书法突变的宣言。比起上一次苏轼提出的“我书意造本无法”，这一次在理论上更具针对性，旗帜更鲜明。理论上自觉性的提高，无疑是书法艺术更趋成熟的表现。

这一次变革规模较小，而且并未撼动主流书风的地位。其影响也没有很快在书坛表现出来。然而它却像是打开了一扇门，后来出入此门者渐多，到了清末，终于汇成洪流，最终导致另一场规模巨大的书法突变。

第五次突变：清末

发生于19世纪后半期清朝末年的一次书法突变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变革。其主要特征是提倡碑学，弘扬篆隶，反对帖学的软媚书风。这次突变的时间上限约为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下限到20世纪初叶，约六七十年。这次突变的核心人物是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曾熙、李瑞清等。   

这次突变的起因主要是碑体书法被搁置千余年而积累的势能。隋唐以后，南北融会，然而北派后来发展的隶楷却始终未得到重视。传统观点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在南方，而北方无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准备过程较长。上一次明末的突变可以看作是它的先声，其间经过郑燮、金农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由于清廷的大兴文字狱，迫使士人远离时事政治，潜心金石小学。“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集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由此机缘，碑体书的价值才得以被世人认识。

这次突变，势头猛烈，影响深远。如果说上一次突变对于千年帖学根基仅仅动其一角的话，那末这一次则是动摇了它的整个根基。在碑学的笼盖下，帖学几近荒废。经过这次突变，书坛出现两个明显的流派：碑派和帖派。两派各执己见，互相贬抑，聚讼纷纭，剌剌百年，成为近现代书法史一大奇观，也是几千年书法史所不曾有的现象。

第六次突变：当代

当代书法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不过20多年的时间，然而其迅猛的发展势头令人震惊。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已经具备了某些突变的特征。

这次突变的能量来自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书法的萧条和新发现的丰富书法资料之间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从19世纪末相继发现安阳殷墟甲骨文和古楼兰晋简，以后甲骨文字和秦汉战国竹木简帛书陆续大量出土，还发现了大量敦煌写经、马王堆汉墓帛书等极为珍贵的书法资料。按理，这些资料的发现应该促进书法艺术的极大发展，然而事实上，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动荡和后半期的人为禁锢，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因此积聚了巨大的势能。随着改革开放，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书法恢复其应有的地位，于是过去近百年积蓄的力量充分爆发出来。

第六次突变的主要特征是古代书法资源的广泛开掘和碑帖融会的探索。书家以简帛书这种生动鲜活的书法资料改造、重铸规整板滞的东汉分隶，取得明显的效果。对上古书法资料的广泛开掘，使当代书坛的品种面貌丰富多彩：简帛、写经、盟书、缪篆、甲骨、楚金文、越王剑等各种风格面貌都有机会崭露头角。

第六次突变目前正在进行中，而且时间尚短，故其走势和结果尚难断言。而且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国际间交往的增加，艺术家的心态、价值观、行为方式乃至艺术发展的形式都有很大的改变，书法也不再像历史上那样单纯。关于本次突变将产生怎样的成果和造成何种影响的问题，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

结束语

突变现象在书法史上是存在的，它可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使主流书风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或崛起一种新的书风，从而在书法发展史上造成深远的影响。突变期和几百年间平稳发展的渐变期形成鲜明的对比。

突变期又不同于繁荣期。历史上有不止一次的书法繁荣期，如南朝、隋唐、明、清等时期，书法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繁荣。然而在这些时期，书风却并没有突变现象，这些时期有些在突变期之后，是由书风突变所带来的繁荣，如南朝和隋唐；有时则是在突变期之前，为下一次的书风突变积蓄能量，如明清时期。

能量的积聚是书风突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没有长时间的能量积蓄，就不可能发生书风的突变。突变的性质、爆发力、成就及影响，也与能量积累的厚薄有关。在能量积累的前提下，突变还需要一定形式的诱因。诱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诱因是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决定的，比如变革条件的成熟，或一种书风偏颇的极端的发展等。而外部诱因则多是政权的更迭和政治思想背景的改变。在民族危难时期，内忧外患尤其能激发书风的突变。中国传统士人历来以治国安邦为第一要务，而书法则往往是他们表明其政治态度的最好形式，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晴雨表。